《国富论》读后感1500字

2020-12-11 读后感

  篇一:《国富论》读后感1500字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篇二:《国富论》读后感1500字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

  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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