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近来欧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岁月》面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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