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关乎我的生命。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虚惊一场。
刚调来教音乐的男老师姓王,满脸坑坑洼洼的麻点。他不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叫他“王麻子”。那天下午放了学,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王老师。他在前边走着,穿着一双白球鞋,走步的姿态极优雅,让我们瞧不顺眼。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那么丑,应该像鸭子一样一摆一扭地走,想不到会像骡驹般欢快。不知谁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吼起:
“王——麻——子,大——妖——怪——”
我们一边喊一边用土坷垃砸他的背影。王老师扭过头,眼里的光线凶恶地射过来。他弯腰在路边拣起一块半截砖,朝我们气汹汹奔来。我们一哄而散,在玉米地乱窜。我矮小跑得慢,被王老师扑倒在地里。王老师骑在了我身上,模样狰狞。那一刻,地里秋虫的叫声戛然而止,像是死亡前的肃穆……王老师扬起了半截砖。凭感觉我知道那砖砸在我的头上足可以让我的脑袋开花。地面发烫,我浑身冰凉。这个身子很快就不属于我了。我的泪水长流,不由自主地叫了声爷爷。叫爷爷是我的本能,那是乡下人乞求生命较为有效的方式。
寂静,漫长的寂静,淹没了我此前所有的记忆。突然我的耳朵烧疼,王老师拧着我的耳朵说起来起来起来。他把一个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词连着说了三遍。秋虫试探着鸣叫了几声,发现没有危险又一起合唱起来,此起彼伏。我睁开眼时,王老师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杀气。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声长叹,手中的半截砖砸向了他穿的白球鞋。我爬起来没命地跑,生怕他忽然间变了卦又骑在我身上。
猛然一回头,王老师的腿鸭子似的一瘸一拐。
那年,我在庞光镇小学上三年级。
上王老师的音乐课,我们喜欢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他教唱《大刀进行曲》,右臂扬起,五指松散地伸开,“唱”字落地,该我们齐声唱了,却一片鸦雀。三番五次,王老师生气了,高声责问:“你们还唱不唱了?”“唱——”全班齐声回答。“那好。”王老师的手又一次扬起来,“预备,唱!”他提高了嗓门。我们有气无力地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王老师手臂向下一挥,“停停停!你们没吃饭?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民族,大刀呢,就应该这样举起。”他瞪着眼,又猛一抬臂,手掌笔直地向下砍去。“咔嚓,鬼子的头就西瓜蛋儿似的落下。”涉及民族仇恨,我们自然义愤填膺,不等王老师指挥,使出吃奶的劲,“大刀向——”唱完,王老师双臂高扬,“再来一遍。同学们,这叫什么?这叫昂扬!”一个词改变了王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哪一天如果有音乐课,同学们不免有些期待,“今天又要昂扬了”。
王老师脸上的麻点不那么丑了。
记忆常常无法十分完整和准确。大约是我们上五年级时,王老师调到了县文化馆。他走的那天,学校里的阳光晒得我有些头晕。我迷迷糊糊跟着同学去送王老师。在学校门口,王老师说了好多话,我只记住了一句:“人啊,啥时候都要挺直腰杆。”那句话说完,王老师望了望天。那当儿,我却在瞧他的喉结。它一上一下蠕动着——王老师好像在咬牙咽唾沫。生活给予人的感受有时说不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让心境柔和或者战栗。
王老师摸摸这个的脑袋,拍拍那个的肩膀。到我跟前,他仿佛想起往事,手在我的脸上拍了几下。“还跟我记仇不?以后要有出息,再也不要把谁叫爷啦。”
多年后我才明白,我十岁那年在玉米地的那声爷爷并没有让王老师感到伟大。相反,他为自己失去理智的举动羞愧。怪不得,他用半截砖砸向了自己的白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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