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作协发来的短讯时，天突然下起了雨来。我想，老天一定知道我们得到这一噩耗时的心境，想陪我们一起流泪吧。我就这样在大街上走着，忘记了打伞，直至我的脸颊、头发、全身都流满了“泪”。
我认识晓文较早，是在他刚进文化馆时。那天我拿了个稿子去找邱维俊老师，发现一位素不相识的“白面书生”端坐在编辑的位置上很投入地改着稿件。经大邱介绍，我才知道他叫王晓文，是从外地招聘来的。晓文抬起头对我笑笑，微微地点了点头。说真的，当时我对外来人员是不太信任的，但这一看法很快被晓文改变了。先是我在《文笔》上看到了他的文章。他对文史知识的渊博、深厚的文字功底、对世事的独到见地都使我吃惊和折服。后来他又编发了我的一些拙作，从他为我改动的地方，我读出了他对治学的严峻，和文友的热情。
由于我一直在乡下，我与晓文平时的接触并不多。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谐的、友好的、真诚的。虽然是“淡如水”的交往，但绝对是“君子之交”。每次见了我，他总是像第一次见到时那样，点一下头，微微一笑。但我从他那简单的表情中，已经领会了他想对我说的话。在文联举办的活动或作协召开的会议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很少发言，却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即使到了他出了书、获了许多奖以后，他仍是那样的稳重和低调。他的“文人气质”常常使我们深受感染。
晓文在报社期间，我仍然与他交往不多。但正是这些间断和简单的交往，使我对什么是真正的'“弟兄”“朋友”这些“词”的认识加深了一层。像我这样“根草阶层”，有时会有许多尴尬。比如，“你不是会写文章？那好，你就给我写篇文章吧。”有时领导对你这么说，朋友对你这么说，素不相识的人通过领导或朋友对你说。你能推托的都推托了，不能推托的或者的确值得一写的怎么办？就写吧。写好了怎么办？就去找报社吧。但报社有报社的要求和原则。有几次我就硬着头皮去找晓文。够“朋友”和“弟兄”的晓文，总是把能发的都发了，让我负重的心松弛了许多。
有两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是前年晓文在编辑文化版面时，我寄去了一个写锦溪明清家具馆的稿子。晓文看了很重视，也很感兴趣。他亲自来到锦溪，要我陪着去看了家具馆，还拍了照片。后来他用我俩合作的名义发了一篇散文。这是我与和合作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了。还有一件事，是在晓文病重以后，我不知道他已住进了医院，却还是拿了一个新闻稿去找他。专题部的老师将晓文的情况透露给了我。我竟然在报社里转了一圈，撰着原封未动的文稿走了出来，一点也没想到把它交给我所熟悉或认识的其他编辑。这时候我才发现，晓文在我的“业余生活”中竟是那么的重要！
我最遗憾的是，晓文在重病期间，因为环境、工作等因素没有去看望他；也怪晓文走得太匆忙了，就连让我去看望他的时间都没有给我。我打过几个电话，但回答我的都是忙音！我见到晓文最后一面的时候，是在四个月前，那天是我们请晓文一起帮锦溪的牌楼出对联。不想那次的见面竟成了永别！再也见不到晓文了，我只能用此文表示对他的悼念和祭奠。可惜我的这篇“文章”，再也交不到晓文的手里。
在去为晓文下葬的路上，我们一路红灯，是晓文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对亲人朋友的留恋吧？落葬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路绿灯，是晓文在冥冥之中祈祷亲人和文友们一路绿灯吧？
晓文，我们永远记着你！记着你那微微的点头，和淡淡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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