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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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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

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

(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苏子的诗篇不可多得,而那份恬静、豁然更令人神往,现在浮躁的世界需要这样的芬芳。

(六)超然之道,亦或是:累了,倦了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吴复古,杭州老友维琳方丈,诗僧参寥,佛印等。相传苏轼与佛印有个有趣的故事。苏轼欲开佛印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个例子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看来,僧人亦不可小觑。

苏轼晚年练瑜珈,炼丹,修身养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想求得“道士丹”,虽然人间有“羽化”、“蝉蜕”之说,苏轼还是坚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没有着迷,可能只是想论证“道士丹”存在有无。后来渐渐坦然,认为合乎常理的简单生活便能长寿: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1101年,返往常州,久卧病床。7月28日,这颗星星陨落了,享年64岁。耳畔想起苏子诗“我生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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