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之名读后感
正如《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所论述的那样，翻译的历史真-相需要有人展开，翻译工作者需要通过了解翻译史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翻译方面的教师需要了解翻译史以教导学生，我们在横向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需要纵向地继承本国的翻译精髓。从早期的零散的译介，经发展初具规模化，以至后来的译诗数量、质量上的飞跃，从文言体的选用发展到译语的全面白话化，英诗汉译在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对这期间的翻译活动进行系统性地梳理，意义重大。《中国英诗汉译史论》(1937年以前部分)以全面的视角重构了1937年以前中国翻译界的状况，值得一读。
诗是“形”与“质”的统一体，“形”即形式，包括语言、韵律、节奏等方面的内容，“质”指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意蕴、精神。因此，在具体的译诗过程中，人们关注的问题也就落在了这两点上，即“形”的构建与“质”的传递。中西诗歌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诗形体系，如何达到“形”的生动传译，一直是困扰众译家的难题，就中国诗歌形式而言，诗体形式的演变具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诗经》中的四言诗。如：关关雎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骚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的《离骚》。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第三阶段：汉的赋体。比如《上邪》中的“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第四阶段：隋唐的五言、七律。如杨炯《从军行》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第五阶段：两宋时期的宋词。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第六阶段：金、元的曲体。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上述这些诗歌形式，都在后来众译家的译诗中不同程度地被套用。但是这些译诗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因为英语诗歌多形式自由，而选用上述古体形式中国诗味太浓，不足以传译这种形式自由的异域诗歌。因而，这个时期的众译家都在寻求一种新的诗路，采用白话诗进行传译。诗体解放的结果是过于放纵、散漫的诗体，有些看来甚至更多的像是散文，然而诗与散文是有区别的，“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译诗同样是诗，也要符合这些诗学特点才能算得上好的译诗。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法取得完全的对等，受这种差异的影响，译者必须做出取舍，或使用归化翻译策略，借助中国固有的意象完成诗体构建，让作者接近读者，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抑或使用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特点，让读者接近作者，这都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抉择。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动荡的危机时代，随着中国大门被打开，民族危机加深，众多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寻着救国之路，翻译外国文学是他们借助的方式之一。他们试图通过文学这一道路来唤醒麻木的中国民众，因而那一时期的翻译诗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凭空增添许多意象，以达到其启迪民智之目的，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若旨在介绍外国文学以丰富主体文学体系，这种过于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的力量似乎微不足道，既然是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以丰富主体文化体系，似乎应该更多地遵循异化式翻译策略，从诗学观的角度多作考虑，考虑怎样更多地将异域文化因子引入。
但不管怎样，以诗之名，或弘扬政治精神，或抒发个人情感，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着眼，还是从诗学观的维度出发，都有它特定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不能武断地评价两种形式的优劣。在这篇读感临近尾声时，我想借用席慕容诗集《以诗之名》中的一小段，表达自己对诗的看法。
薄薄的一页，瘦瘦的几行，
不需要衣衫，不畏冻饿，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甚至只要有几句，写到谁的心里面去了，
就可以从商周到隋唐，
一直活到所谓的当代。
也许，真正能流传下去的好诗，是写到我们心里去了的那最真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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