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之名读后感

2017-08-17 名著读后感

以诗之名读后感

正如《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所论述的那样,翻译的历史真-相需要有人展开,翻译工作者需要通过了解翻译史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翻译方面的教师需要了解翻译史以教导学生,我们在横向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需要纵向地继承本国的翻译精髓。从早期的零散的译介,经发展初具规模化,以至后来的译诗数量、质量上的飞跃,从文言体的选用发展到译语的全面白话化,英诗汉译在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对这期间的翻译活动进行系统性地梳理,意义重大。《中国英诗汉译史论》(1937年以前部分)以全面的视角重构了1937年以前中国翻译界的状况,值得一读。

诗是“形”与“质”的统一体,“形”即形式,包括语言、韵律、节奏等方面的内容,“质”指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意蕴、精神。因此,在具体的译诗过程中,人们关注的问题也就落在了这两点上,即“形”的构建与“质”的传递。中西诗歌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诗形体系,如何达到“形”的生动传译,一直是困扰众译家的难题,就中国诗歌形式而言,诗体形式的演变具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诗经》中的四言诗。如:关关雎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骚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的《离骚》。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第三阶段:汉的赋体。比如《上邪》中的“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第四阶段:隋唐的五言、七律。如杨炯《从军行》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第五阶段:两宋时期的宋词。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第六阶段:金、元的曲体。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上述这些诗歌形式,都在后来众译家的译诗中不同程度地被套用。但是这些译诗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因为英语诗歌多形式自由,而选用上述古体形式中国诗味太浓,不足以传译这种形式自由的异域诗歌。因而,这个时期的众译家都在寻求一种新的诗路,采用白话诗进行传译。诗体解放的结果是过于放纵、散漫的诗体,有些看来甚至更多的像是散文,然而诗与散文是有区别的,“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译诗同样是诗,也要符合这些诗学特点才能算得上好的译诗。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法取得完全的对等,受这种差异的影响,译者必须做出取舍,或使用归化翻译策略,借助中国固有的意象完成诗体构建,让作者接近读者,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抑或使用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特点,让读者接近作者,这都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抉择。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动荡的危机时代,随着中国大门被打开,民族危机加深,众多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寻着救国之路,翻译外国文学是他们借助的方式之一。他们试图通过文学这一道路来唤醒麻木的中国民众,因而那一时期的翻译诗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凭空增添许多意象,以达到其启迪民智目的,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若旨在介绍外国文学以丰富主体文学体系,这种过于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的力量似乎微不足道,既然是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以丰富主体文化体系,似乎应该更多地遵循异化式翻译策略,从诗学观的角度多作考虑,考虑怎样更多地将异域文化因子引入。

但不管怎样,以诗之名,或弘扬政治精神,或抒发个人情感,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着眼,还是从诗学观的维度出发,都有它特定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不能武断地评价两种形式的优劣。在这篇读感临近尾声时,我想借用席慕容诗集《以诗之名》中的一小段,表达自己对诗的看法。

薄薄的一页,瘦瘦的几行,

不需要衣衫,不畏冻饿,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甚至只要有几句,写到谁的心里面去了,

就可以从商周到隋唐,

一直活到所谓的当代。

也许,真正能流传下去的好诗,是写到我们心里去了的那最真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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