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在民族文化中具有广泛的群众特色，我们一起看看下面的对联作用吧！
对联的地位和作用
在汉文字的历史长河中，对联作为一种精练、小巧的汉字民俗文艺，放射着无比璀璨的光彩。汉文化的精华，首先在于汉文字。中国的汉字，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但有深邃潜在的内在美，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具有着东方文化的外观之美，无论是汉字之音，还是汉字之形，都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对联艺术的精工奇巧是这种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它具有体裁精练、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可俗可雅、使用方便等特点，深受人们所喜爱。千百年来，它成为人们以联会友和斗智赛艺的娱乐形式，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品类。
千百年来，对联虽得到人们的厚爱，却在文坛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古以来未曾登过大雅之堂，还被一些文坛权威以“雕虫小技、笔墨游戏”戏之。梁启超可算得上是联中高手。然而他却把对联称之为“苦痛中的小玩意儿”，还认为“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张之洞的弟子许同莘在为他的老师编《张文展公全集》增订本时，不惜将对联部分全部删去。像徐文长、郑板桥等骚人雅士，都在自编诗文集时将对联弃而不录。这无形中使历史上的许多好联销声匿迹、泥牛入海。在我国诸家洋洋大观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中，散文、诗词等自不必说，连俗曲、谣谚均有论及，唯独不谈对联。在他们眼里，似乎对联不属于文学作品，也不属于文学形式之一。充其量不过是教学中老师考验学生们的炼句之辞，以及文人墨客们在会友、做客时的文字游戏而已。由于历代文人对此有严重的偏见，更没有论及对联艺术方面的专著传世，只有散见于古籍中的一些名联联话、集锦之类留存。例如：《玉堂巧对》（〔明〕钱德苍编著），《秋海棠馆联话》（〔清〕金涛编著），《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清〕梁章钜编著），《楹联四话》（〔清〕梁恭辰编著），《随园诗话》（〔清〕袁枚编著），《带经堂诗话》（〔清〕王渔洋编著），《石菊影庐笔谈》（〔清〕谭嗣同编著）等。
对联为什么不受历代文人的重视呢？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联字数少，而且只有上下两句，被认为不能写出惊世之作，同一题材倒不如写诗来得应手；二是历代皇帝多不予以重视，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以外，其余的皇帝只是偶尔涉猎或命下臣属对，以助雅兴，只当其精神快餐而已；三是由于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对联几乎没有作为单独试题出现过。
然而，这一集中显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艺术品类，从未失去其光彩照人的魅力，在千百年的冷嘲热讽中以坚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对联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律诗中的对句的滋养。对仗是对联最起码的特征，而唐律诗的颔联、颈联都必须是很标准的对仗句。它们在相互营养、相互补充、相互裨补，以至对仗这一形式做为一种修饰手段辐射到小说、散文、杂文、论文等各种文体之中，特别是历史上的一些理论著述，例如《菜根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朱子家训》、《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都为对联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原金陵大学的教授刘麟生对对联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他的论著《中国骈文史》中用专章加以论述，认为对联是“骈文之支流余裔。”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史家程千帆在《关于对联》一文中指出，“（对联）本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在一致同意下开除了。这恐怕也是文学界应当平 反的错案之一。”白启寰先生对于对联的文学性也做了热情的肯定，他在《祝贺〈对联〉创刊一周年》的联语中写到：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由于文人们对对联的过分偏爱，渐渐地赢得了帝王们的青睐．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朱元璋、朱棣、康熙、乾隆都有名联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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