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各方言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即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我国《宪法》总纲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定义和标准，将它正式定名为“普通话”，意思是“普通”“共通”的语言，同时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定了普通话的内涵，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不愿说普通话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受“从众心理”、“趋同心理”的支配。因为周围没有形成说普通话的风气，有些人害怕说普通话不能被别人理解，会招来讽刺、打击，所以不愿意做“出头椽子”，采取随大流的态度;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下课及其他交际场合却都说方言，生怕说普通话被人认为出风头，难以合群;有些干部担心说普通话会被人看成打官腔，让人失去亲切感，使自己脱离群众。在这种从众、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如果对方说方言，另一方就也用方言与之攀谈，觉得这样似乎更容易接近些，更亲切些。因此，许多人进行社会交际时不愿意说普通话。二、受“方言优越感”的影响。有些大都市的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城市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说普通话，用说方言来表现这种优越感。三、有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他们不知道推广普通话是由国家宪法所规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懂得在推普问题上也要履行公民义务，也要遵守国家法规，他们错误地认为说不说普通话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因此，他们在应该说普通话的场合根本意识不到使用普通话，而是随心所欲地让方言大行其道。四、还有一些人因为平时不经常说普通话，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他们总觉得说普通话很别扭、不习惯，影响表情达意，于是就不大愿意说普通话，有时开头说的是普通话，说了几句觉得不方便又改说方言。也有一些人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害怕出丑，害怕被人笑话，干脆就不说普通话。山村大嫂争学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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