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乡早晨的秋意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已经不能再用传统惯用的词语“凉爽”来形容，10°的气温的确凉而不爽，甚至于很冷，出人意识的冷，大清早打车去会宁新华书店，呼出的气都能看得见。开车的女司机说早晨开车冻得手痛，我重新换上的牛仔裤还算抵挡了一些冷意。
九月一日的黄昏，大巴车行进在定西至会宁地段，我没舍得合眼休息，尽管旅途的劳累疲乏，我还是拉开车窗的帘，车一路拐弯颠簸在蛇型的乡间公路上，不时看见迎面驶过的大车辆弄起的尘土飞扬，车一溜烟就不见了。
离家半年时间，再次回到梦中的土乡，草、木、山峦、沟壑，我总觉得那么亲切，就好像跟他们约好似的，尽管这是在回家的路途中，我就那么贪婪车窗外的一切，尤其黄昏从高山上驶进河沟最后冲出一道平川，大致乡间的公路如此，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形容此时此刻的情与境，那是最好不过。
（二）
我在一个阳光渐渐褪去灼热的午后悠走在我的土乡田野，8月中旬的一场大暴雨加大冰雹（直径1~2厘米），下旬不久又是一场冰雹，我估计已把土乡人们的心都打碎了。
近年国家惠农政策深入西北各个角落，至少结合西北气候等自然特征推广的膜种玉米，人们从中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开始大规模的种植玉米，一年辛辛苦苦就盼着丰收，不想意外的灾难降临，减产是意料之中的，我估摸着这该到丰收季节的玉米还在慢慢悠从本就接近干涸的土地里吸收水分养料，就像错过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再靠“远水救不了近火”一类道理，随处可见受了灾难的玉米，稀里糊涂的从枝干上立出个棒子，但显然是发育不良的。这教靠天吃饭的势单力薄的乡亲们如何是好。
西北语言里有个词“孽障”（可以理解为可怜），但“孽障”一词西北的语言习惯里本身包含着悲悯（悲情、怜悯），与西北农民对待生存的态度相对应的就是“坚韧”，尽管生活艰难困苦，但无不坚韧地把一生精力奉献在黄土地上，从这个角度，西北的农民，土乡的人们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但土乡里的灾难下的政治生活……，严格意义上也算不得是政治层面的，是惠农政策里面的低保，就这么大的点庄子，低保政策刚实行时的得主是那些村支书等等的所谓村官，低保渐渐实行开来的得主模式就是村官到富户到私下走动了关系的农家夹杂着一半户人情世故里实在说不过去的穷苦人家再到几户中的哪一户挑个低保的户头，国家的低保补贴就是这样分摊到农民手中的也就二百块钱。最近这样的低保模式据说上头风声很紧，看样子分摊模式的政治生命到了尽头，破天荒的在乡官领导的逼仄中实行了名义（是民意，但毫不意外的走了形式）代表，由这些名义代表选举低保的新一轮得主，可想而知，邻里四亲，沾亲带故，代表们也是有个人好恶的，但农民的心肠毕竟不是像他们，那家确实穷苦确实过意不去的也都有了，接下来的名额，我想是不用说了，但还是说说吧。
我回到土乡的第二天，就听到低保选举不太尽人意，有些人口头上表达的意思是“我得不上谁也别想得”，也许这听着确实既不顺人耳，也不适人情，哎！他们家确实需要低保啊，老父亲病了多年，药罐子上已经熬得日子紧缺，前不久的丧父最后的一场仪式又是个把千钱，幸好碰到新选举，又正好遭此天灾，本以为报上去姓名字化，想着从此得一笔国家的便宜（其实农民的意识里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其他的都是便宜，既是便宜能得就得，从未想过通过合法途径来获得国家的各项惠农补贴）踌躇满志，哪知道就算乡里乡亲在利益面前是毫不含糊的，农民永远是高估了自己的政治素养，在潜流暗涌的政治空气里，农民是不具备那个嗅觉的。
（三）
土乡，遭了灾难的梦里土乡，除过远视野里的一片绿意（玉米田），更多的是秋天里的萧瑟，但还不至于惯性的去感伤，西北种植的一种牧草——苜蓿，其营养成分不亚于一般的人工饲料，这是纯绿色的，当你走进去感叹这是一种极其耐旱的西北作物时，偷吃牧草的野兔被我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惊吓的'奔跑，一只，两只……半大的出窝不久的野兔子，我自以为能追赶上捉它一只，可惜趋害基因下的擅奔跑的野兔子几下就不见了兔影，其实也就是找个乐子，本无意去伤害这人间的精灵，我几下就气吁喘喘，停下来，田头的旱地蛤蟆神龙不见尾，只闻其声不见蟆影，一声“呱”拉得很长很长，就像歌手最后的拉唱，我想人家蛤蟆不是要结束歌唱的，或许人家有人家的一番用意，我这个人类是知会不了的，当然动物学家就例外了。
野山鸡也毫不谦虚，母山鸡带着一帮孩子也在“啾啾”地觅食，我尽可能蹑手蹑脚地靠近，不想这些家伙先是和你比赛跑一下，然后“噗唥唥”地“滴溜溜”地集体飞向那边的田间地头，何况公山鸡也在那边“嗷嗷”地叫唤了许久。
土乡里有了这些生命，我还是看到灾难过后的希望，活着多好啊！
（四）
西北乡村的住房十年前大部分是土坯房，这是一种和西北干旱气候相适应的农家住房，那时在年幼的我的眼里是最温暖的家。后来土乡里有的人家盖起了红房子，我才是在渐渐长大中明白红房子确实比土坯房要好的多。
在牢固的地基上四周都是红色的砖砌的墙（西北语言习惯上称“一砖到顶”），屋顶是红瓦铺成“人”字形盖在红砖砌得四道墙上（土乡习惯称“两坡水”，大概意思是下雨雨水从人字形两边流下来。），当然近十年来的建筑习惯里，两坡水的红瓦下不再是白杨木做的椽领和椽梁，而是松木做的，一则白杨木头受潮容易变形，一座房屋最紧要的是椽领椽梁（“领”本来就有领袖的意思，既是领袖，那就不言而喻了。“梁”上承载着房屋建筑的许多粗枝末节），一旦“梁”“领”出问题，一旦地震下大暴雨就可想而知。二则松木俨然成了富贵人家的象征，说到象征，这仅是外表里的红房子就已经是富贵的象征了，西北的农民很是挑剔，光外表还说明不了问题，要看屋顶上有没有松椽等等，我想相当于一个人有了粗壮结实的身材还不行，得有好的灵魂和思想，所以能牵强的理解为西北农村里本身包含着最朴素的唯物主义。
红色本来在中国生活里是喜庆的代表，配上砖的红砖在西北市场里的价格是相当的，但是再贵的红砖那也不过是砖，比起松木那简直九牛一毛了，松木本身的市场价格就决定了土乡人们评论谁家新房子好坏的依据，曾在近十年来的历史时期里，松木房也是嫁娶土乡女儿或者结亲成功的标志，我从小就听得“他叔啊，那人家可是松木房，你的女儿嫁过去，肯定有好日子……”等等的惯了耳音。
更不用说松木的红房子。
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近年红房子，或者说中国梦，西北农村里在进入这个“中国梦”时期，红房子象征的好日子人家遍地开花，一段一片，仅杜家一道梁和梁西边村落崖坡社尤为明显。
红房子显然在我心里就像一座供奉了神明的庙堂，既渴望又有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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