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连接,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都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贰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祸了,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地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泣。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里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他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家里的兔笼。
叁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朝鲜战争借的军火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据说苹果是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作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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