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一名士曰刘伶，生性嗜酒，每出门时，必令令其家仆携一小铲随其后，为其曰：“死便埋我。”
是呵，死便埋我。
“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自古，“士”的精神就渗透在中国文人的血液里。他们可以为义死，为道死，为节死。生死之于他们，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字罢了。
翦伯赞先生在《末代帝王的出路》一文中为这些帝王的出路排了个次序：自杀，投降，逃跑，被俘、被俘如宋之徽、钦二帝，南唐之后主李煜，逃跑如元顺帝，投降如蜀之后主刘禅。或置身偏僻荒芜之地，或禁与深墙大院之中，或被戏弄与股掌之间，或长叹于明月之夜。这便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了。唯有明之“崇祯”，自缢于景山，不至于成为王国贱俘，亦得以青史留名。翦伯赞先生作此文时，是否料到多年后自己的死，恰是它最好的注解呢？这些“士”们，如崇祯、如翦先生，再如屈子，如项羽，如老舍，他们是高傲的存在，他们那高昂的头颅，载满的是义，是道，他们那高昂的头颅，载满的是义，是道，是节。如果义已去，道已逝，节已丧，那么他们宁可用死来规避这一切。他们的生死，便是对苟活者的嘲讽和愚弄，是不屑一顾，是任重道远。
这对生死的淡然，不是逃避，而是前进。有时的不惜死，恰是为了更好的生。数千年前的以水河畔，当披麻戴孝，哀乐奏鸣时；当一叶孤舟，从此而逝时，当一抹背影，渐行渐远时，我们感叹，大英雄，能被色，真名士，自风。荆轲之死，又怎么能说是逃避呢？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说过，他无儿无女，便是死也无所牵挂，所以偏要和那些贪官污吏斗一斗。听了这段话，无有不感动的人。中国独有的'“士”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传承。我不认识他，更不了解他，亦不知晓他的未来如何。但是，凭着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他一定会走出一段大写的人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生的意义，便在于这弘毅了。日出日落，固然壮美，但高升的太阳，才是真正提供光明的。于是，便应把握住人生，便应记住：
盛业奈何，死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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