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之死带来的启示

2017-09-01 [第四单元]XX带来的启示

  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最成功的悲剧英雄。《项羽之死》生动地记述了项羽生命最后阶段的三个场景,是司马迁极着力、极得意的文字,也最能体现英雄之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价值。以下是项羽之死带来的启示,欢迎阅读。

  项羽“欲渡”而又“拒渡”的矛盾心理和行为,是探究项羽之死悲剧意蕴的关键点。“垓下悲歌”中最为著名、也最具悲剧感的是“霸王别姬”一幕。项羽“歌数阕”,“泣数行下”,“奈何”既见自负又不甘的悲怆,也有英雄末路的无奈、无助。正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评“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脱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也!”

  然而,《垓下歌》实为虚饰笔法,是司马迁的“笔补造化”。除了对个人实力与命运不公的感慨,这段文字也是他对生命的留恋。“力拔山兮气盖世”是项羽生命力量的彰显,“时不利兮骓不逝”则是他面对不公命运的一腔悲怨。宝马与美人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宝马是英雄精神的化身,美人则代表其多情气质。所以,他叹的不只是骏马和美人,更有他逐鹿天下的英名和霸业、江东子弟。面对“四面楚歌”,项羽承认“时不利兮”,内心却依然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极大的欣赏、肯定和留恋,——他不能也不甘让自己蕴含着无限力量与光辉的生命就此陨落。

  “东城快战”是悲剧落幕前最后的演出,也是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又一次明证。在溃围、渡淮、陷泽的一系列拼杀中,项羽兵力锐减,仅剩二十八骑,当项羽意识到“不得脱”、“今日固决死”后,反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愿为诸君快战”。从情理上说“快战”、“溃围”是为到达乌江、实现“欲渡”创造条件,但实际上“快战”也是“让诸君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让生命畅快地、完美地谢幕。身后几千追兵,项羽三番进出敌阵,如入无人之境,杀敌数十百人,斩首敌将如探囊取物。只“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惧惊,辟易数里”。项羽“认命而不服命”的抗争和由此爆发出的生命激情,把二十八人的战斗力也推向了极致。相对于汉军而言,“亡两骑”接近于零伤亡。“快战”是项羽生命价值、生命力量、生命自由、生命尊严的表现,不仅表现了项羽的勇猛无敌和神勇自负,也包含了司马迁对末路英雄的深深惋惜,对如此激情而骁勇无敌的.生命毁灭的不忍!

  “乌江自刎”是项羽为自己选择的最悲壮、最感人的结局。项羽来到乌江边,乌江亭长的出现使项羽的“欲渡”成为可能。或许是“天之亡我,我渡何为”的认命而又不服命,或许是亭长极为真诚、宽容的话触动了项羽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最终拒绝渡江。“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可见,项羽是知耻重义的。“知耻”使他不肯过江,包羞忍辱地苟活意味着生命的萎缩;“重义”使他不忍心江东父老因为自己再遭“天下汹汹”之苦。为无愧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项羽选择以死相报。如韩兆琦语“他要用他的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殉自己的部下,来殉一切曾经支持过自己、拥护过自己的千千万万民众,也包括两千年来读这段历史的千百万读者”,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生命的尊严。项羽自刎乌江的那种“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傲然风骨,那种为生命尊严而视死如归的悲壮一抹已经成为永恒的风景,成为千古绝唱。

  可见,司马迁之所以“浓墨重彩”、“笔补造化”,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彰显项羽的生命价值。写项羽垓下悲歌中的铁血柔情,东城快战中的骁勇善战,乌江自刎前的知耻重义,无疑是在为他悲剧的结局蓄势。惟其有不舍,有生命的留恋;惟其有神勇,有生命的激情;惟其有生路,有渡江的可能,对死亡的选择,才能更彰显项羽之死的悲剧感和震撼力,也才更令人悲慨至极。项羽为何“欲渡”而又“拒渡”?正如韩兆琦先生认为,这段乌江亭长“劝渡”的情节也许历史上并不存在,它只是司马迁为项羽最后涂饰的壮丽一笔。如果没有欲渡,没有拒渡,项羽只是最后从容战死而已;而拒渡则表现了项羽的一种人生态度: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

  中国的历史观向来习惯以成败论英雄,项羽性格残暴、刚愎自用,但人们往往能宽容项羽,虽有“难矣”、“过矣”、甚至“岂不谬哉”等责备之词,但项羽身上比道德、政治更高贵的是生命的自由精神、激情和尊严。而项羽生命激情的最后一次爆发,绽放出了最高贵的人格魅力,也极具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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