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由封建社会被迫向近代社会国家转型，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人们纷纷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其中被人们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如“冲击－反应”说等最为著名，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揭示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公式。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则提出了质疑。
柯文在序言中提到了其写作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历史学家论述中国近几年的主要发展阶段。二是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现存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即：“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柯文认为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没有把握住其根本的症结和主要的矛盾，而却片面的、一概而论的将中国近代发展的力量皆归结为外来的力量，却忽视和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内部力量。
因此柯文提出了自己的“中国中心观”，主要有四点：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和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第四，热情欢迎历史学科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可以说，“内部取向”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柯文阐述了中国问题的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其实，这就涉及到一种研究问题事物怎样选择参照物的问题。
“西方中心观”的学者认为“西方的近代是不断进步文明的`，而中国的近代在西方到来之前是落后不动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横向的对比，即以西方的近代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中心观”则恰恰相反，柯文首先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进而反对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陷入了“西方中心”窠臼，认为工业化的西方近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忽略了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演变发展的脉络。
但是，柯文在此似乎又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确实是在西方因素的强行介入下而不断发展的，西方的影响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柯文指出，如果单单用“西方中心观”去研究中国近代史，会使我们忽略或掩盖掉很多问题，可如果仅仅用“中国中心观”去看待中国近代历史，那么我想我们会忽略或掩盖掉更多的历史问题。柯文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力求通过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思路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希望从中国内部和社会底层来探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总体。
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热门，可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西方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否会将人们从一种极端带向另一种极端？我想这同时也不是柯文自己的本意，“柯文之所以对理论框架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于他深信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也许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不能单纯从一种理论框架出发，让一种理论束缚自己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去认识历史，寻找被忽视和掩盖的过去。
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等等因素，都使得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整个国家确实处在了高度愚昧和与世隔绝的状态；因而显然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后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都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
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从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使在外来强烈的刺激、冲突和压力面前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对外部的反应不但表现得相当迟缓，自我调节功能差，并且想对它在任何一点上做出变革都显得异常困难，而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更是严重阻滞着传统中或许可以走向现代化生长的因素，因此既使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自觉地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柯文认为“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会割裂历史而无法解释中国近代史。若是在这种基础上对中国进行横向的以及纵向的切割分解，我们可能只会一叶障目，无法纵观全局，即使都够在某方面得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但也可能由于这点而影响到这些观点的深度、广度以及它的正确性，
因此，对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作为一项新的学说，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要全面考察和分析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又绝不能盲目以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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