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为大家分享了《太史公自序》的读书笔记，一起来阅读吧！
太史公自序读书笔记1
一，关于此文题目的异议。
纵览《太史公自序》，全篇文章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司马氏世系沿革及司马迁自传，此被列为《史记》列传第七十；其二是，按照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司马迁对《史记》一书所做出的自注和提要。全文共计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这两部分内容大略平分此文。
我认为《太史公自序》似乎是只指其一，而未名其二，冠为本文题目，并不妥当。《太史公自序》应改为《太史公序略》。具体理由有三：
1，根据台湾出版的“新校本《史记》”前主编杨家骆先生写的《史记识语》，他认为《太史公自序》应该改称为“序略”，并在文中指出：“至《序略》之所以讹为《自序》者，系后人就班固《司马迁传》中“迁之自序云尔”句的妄改。 ……‘序略’之名“略”，前于迁者有《荀子·大略》、《淮南子·要略》篇，后于迁者有刘歆《七略》。该于目录而加述各篇大旨者曰‘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更加接近于事实。
2，《太史公自序》中有“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其中“序略”是司马迁自己对本篇文章的概括。
3，就其内容来看，文章迥然有异，并且之间似乎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太史公自序》中述一百三十篇大旨的“略”，其份量占全篇的二分之一强，因而我认为“自序”两字不足以概括全篇，冠以“序略”才名实相符。
二，解读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在今日有关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中，《太史公序略》和后补的《报任安书》应该是最主要和直接的材料。我将根据这两篇文章，做出对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自己的解读。
1，司马迁少年得志，却是性格孤傲
根据《太史公序略》的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司马迁一系则是世代为官。其父谈更是“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当时的博学显士。因为司马迁“无兄弟之亲”（《报任安书》），是司马家的独子，所以可以想象司马迁必然承载了司马谈的殷殷重望。在其父的言传身教之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壮游祖国河山之后，司马迁“始仕为郎”，受公羊于董仲舒。汉制，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试高第者为郎，而高官二千石以上子弟可以荫庇为郎。而司马迁只是六百石太史令之子荫庇为郎，实属破格之举。以后司马迁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侍从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真可谓是少年得志。因此，司马迁对于汉武帝自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与此同时，我们在读史时，也可以观察到司马迁性格中不善与人结交、孤傲不羁的一面。《报任安书》中提到，司马迁在破格荫庇为郎之前，虽然“少负不羁之才”，却是“长无乡曲之誉”。可见司马迁少年怀才，却并不被当时士大夫所赏识。之后为郎，司马迁更是“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少与同朝往来。其有佐证是，虽然司马迁非常赏识李陵，谓李陵有“国士之风”，但是他与李陵“俱居门下”，却是“素非相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在其著述中，能与其成为朋友的，也许就只有壶遂一人而已。如此读来，日后司马迁身陷李陵案，面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的窘境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2，承父志，崇孔子，创新体。
元封元年（前110年），“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父谈临终遗言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谨遵父亲遗愿，是其著《史记》的动因之一。
与其父谈偏重道家、主张无为不同（《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很推崇孔子、尊崇儒学。在与壶遂论道时，司马迁极其推崇《春秋》，认为这本书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说：“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将其论著的《史记》定位为承接孔子之《春秋》的新经典。这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也就成为编纂《史记》的内在驱动。司马迁的时代还是没有分离出“史学”的。《史记》是实际上是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但《史记》却成为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这又是后话。
3，身毁不用，发愤著书。
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由于李陵案牵连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在《太史公序略》和《报任安书》两文中，司马迁对于此悲惨遭遇耗费了大量笔墨，也就演变成了后世研读《史记》所必提的“发愤著书”说。
相信每一位读过此文的人，都会被文章中所传递出来那种司马迁“哀莫大于此心死”苍凉情绪所感染。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悲痛，以至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然出狱后，用为中书令，被世人视为“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却认为“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除了司马迁自己已在文中所作的解释，文字背后还透露出一些隐情。
我想司马迁说自己“身毁不用”，应是讲自己没有子嗣。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遭宫刑之后，司马迁对于司马一家断后于己，深深自责，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司马谈在临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是年，司马迁35岁（根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的研究）。按古人婚嫁年龄估计，司马迁家应是深受无后嗣传业的苦恼。《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反驳自己会因为“念亲戚，顾妻子”而“贪生恶死”时指出，他“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此一反问，可见因无子嗣，夫妻关系不尽融洽，而且这已为他的朋友共知，司马迁在此可不必多言。
但司马谈继而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父亲引用《孝经》的话，应该是为司马迁指出“著史扬名”这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孝道。李凌案发，司马迁深陷大狱已是47岁，不选择自杀而是选择宫刑，以留残命为著《史记》。我想也是他在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日后，司马迁的《史记》传于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恽在宣帝时向外传播，终成为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第一史书。
三，《史记》百三十篇旨略
在本文的后半篇，是关于《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序目提要。司马迁写此段时，其本上用了四字韵语，夹叙夹议，内容不拘一格，有的是对一篇史传的内容概要，有的则是作补充，还有的是对其所撰之人特质的画龙点睛之笔。
关于司马迁书写此文的时间考证，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出在，本文所述的一百三十篇旨略与《史记》各篇论赞之间的差异。例如《魏世家》中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是《序略》里面却又老调重弹，说魏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商君列传》、《晁错列传》等多篇中都有出现。总体来看，《史记》各篇论赞是更多个人情感色彩倾注其中，而此一百三十篇旨略则是更富于理性。谁先谁后自是无从可考，但是有一点就是研读司马迁的思想不能只读其一，而是应该两篇前后对照、互为补充。也许这也是司马迁的独创，乃是故意为之，意在用互见的手法处理感情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非常人做非常事
中国自殷代既有史馆，在其父之上定有多名太史令，而独有司马迁能立志继承孔子，做惊世之作，这是司马迁持才傲物，不欲与凡人同的独立人格的表现。司马迁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能独创新体，论史不同于先圣，“成一家之言”，而名留青史。也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敢独为李陵进忠言，而惨遭宫刑之辱。真可谓是成于斯，亦毁于斯！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
此文为研究生就读期间一篇作业，鄙人对传统史学所学寥寥，所著文字虽多成论，但其间也不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藏匿于硬盘中，不如贴在这里，许可以看到些批评指正。
太史公自序读书笔记2
《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的诞生离不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和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
《史记》课堂的内容太过丰富， 我记了满满的8页纸。吴小锋老师的讲课很精彩，听得让人酣畅淋漓。吴老师说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品性。《史记》对历史的记载不同于其他文明对历史的记录，这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表现所在。
吴小锋老师首先把历史的镜头对准司马家族，从司马家族的历史和司马父子的志向来谈《史记》诞生的背景。一个人的心有多高， 他的世界就有多大。《太史公自序》中，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家族的历史追溯到天官， 而非皇帝，体现了司马家族的志向和品格，因为天官可以从天地的角度来评判人事的政治，甚至是连皇帝都敢批评的。
司马家族先祖是天官，历史上也曾经非常显赫，但到了司马喜，家道中落，官职卑微。为何司马谈有如此大的报负？为何司马迁有如此的勇气忍辱遭受宫刑为的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没有司马父子， 就不会有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史记》诞生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似乎也注定了它的伟大。吴老师用卦象来解释从秦到汉武帝期间作为一国卦象的变化，让人一目瞭然。那是一段社会处于极具动荡(指春秋战国)后国家又重新恢复秩序，并且国力到达强盛的时代（指汉武帝）；那也是一个经过了在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 政治制度经过了不断试错和纠错又回到稳定的年代。如吴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的从秦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到刘邦不得不恢复封建制，然后封建制郡县制交替，直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终于完成了天下一统的春秋大业。
我试图理解《史记》作为一部经典的性质。中国古代典籍分经，史，子，集。 《史记》归在史部毋庸置疑。课堂上吴小锋老师提到：司马父子的家族渊源和父子二人的政治志向和报复，因此在写作《史记》时很有讲究， 有自己的看法， 体现在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三十二家七十二列传中，集中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我因此疑问若史书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作为一个载体承载着作者的志向和报负的话， 那《史记》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史书本身。
太史公自序读书笔记3
司马谈以为百家异路而同归，皆务为治者也。余然也。后世之理学融儒，道，阴阳诸家于一炉，即可证之。学者多以为孔子不言怪力乱神，阴阳家占龟蓍，法家用刑法，道家曰无为，其别犹如迳渭。实不明百川虽异，终归于同也。
司马迁属<<诗>>，<<书>>，<<礼>>，<<易>>。<<春秋>>于儒，盖因各家之融化相合已见之于汉矣。孔子见麟出而叹道穷，亦不外于阴阳家之所为。
五千年绵延，经典集册浩如烟海。尚有大部毁于兵燹战火，不可得见。然其皆源于先汉之前，或肇端于不可记，或著作于两周，或始布于春秋战国。上古生民，处地不一，风俗各异。或合以征战攻伐，或化以风化政教。自炎黄以降，至于司马迁，三千年多矣。而诸子之出，自迁上推，或千年，或数百年。而诸经典或更久矣。归诸此家抑彼家，恐有失之偏也。然水有支干，说分各家，源流有自。虽类以子别，法术相异，而道有同有不同。 溯其源，推其始，二源交流，肇于殷周之际。因人崇天地而重鬼神，周之道学推人际以究宇宙，源既不同，流自亦别，汇融交流迄于前汉，几近千年矣。欲径庭其参差，无异于分离清浊之既混耳。
有论者以为中国数千年之承续，以儒裹其外，以法絮其中，杂以诸家之法。余然其说。然必补之以：阴阳为基
忠孝为本，尊卑为制，是儒也。历代族诛，文祸故事可证也。 愚黔首，制学术，峻刑法是法也。秦皇汉武明宗宋祖一是皆以为敝帚而自珍也。而文学礼制，典章衣食未尝不范于阴阳五行，尤可见之于天地祖宗之祭祀。 故曰：以为儒，法离于阴阳，黄老专事玄虚者，迂腐者也。以迷信盲师，乱书而致之故也。
言以蔽之，数千年之流变融合，化汇捐弃，始自两源出。一曰：天人合一。一曰：人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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