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那双透着严肃和关切的大眼睛，也时常想起那因中风后而一瘸一拐的身影。尤其是在我自己也走上讲台之后，面对小豆豆们的天真的神情，于细微中一次次回忆起孙老师来。
那会考研队伍里考教育学的大军中，无不要看孙俊三老师的《教育学原理》，那时他是教育学界领军人物之一。当时教育学世界中，孙老师和叶澜、钟启泉等名师都是我们学教育学的学生心中的泰斗人物。以至于到后来的毕业论文，大家的参考文献中似乎都写了孙老师这本书。我第一次到湖南，就是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值四月吧，天气有些闷热，公交车穿过了师大校园。车窗外就是师大的篮球场、图书馆，球场上有高个子的学生们在奔跑、抢球。——真是奇特，公交车居然在校园里穿梭。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叹。我坐在车上想着未曾谋面的面试老师，内心是惴惴不安，忐忑又忐忑，还准备了英语和中文的两种自我介绍陈述。进了面试教室，看到几位传说中的名家、学者。坐下后，老师居然说——愿意用英语地用英语，愿意用中文地用中文，自愿。随后椭圆会议桌我们几个参加面试的学生依次谈，没有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只是简单地谈了谈各自的求学意向，诸如此类，很快，就结束了。和我之前的忐忑心情比来，这再次让人诧异。后来，我匆匆回了湖北，忙毕业的各种手续，事宜。不久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还是公费。这是有点意外的小惊喜。九月开学，我就陆陆续续见识了那些曾经看着让人紧张的面试官的各种和蔼。
孙老师在研二时教我们《元教育学研究》，整个课程是研究周作宇先生一本博士论文，理论很强。我们一次讨论一节，孙老师提问，大家回答——只有看了这本书，有所思考，才答得出老师的问题。这种上课一扫我们读本科时百多人的大课堂的懒惰。读研的同学都是成年人，有些已经成家了，谁都不好意思回答问题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所以每次课前都要好好研读《元教育学研究》这本书，圈圈点点，做笔记——孙老师上课真是有一套！只是课程还没最后结束，却得知孙老师中风了。我们的这门课暂停。这样子，我们很久都没看到他。有一天在教科院门前，刚下楼的我们看到孙老师颠簸着慢慢走过来，我们惊喜地急步围上去，我们都想要搀扶着他走，但他执意不肯，他说要自己锻炼锻炼。我们看着他慢慢进了教科院大楼，我们才走了。直他身体好些了，又开始上课了，我们已经研三了，他教我们《美育原理》。每次他坐在那个扇形会议桌的扇柄或扇柄旁边的位子，跟我们讲课，带着湖北乡音的普通话，嗓音有些低沉、浑厚。
他带一个陶罐色而略显沧桑的杯子。讲美的“隔”与“不隔”，讲一个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讲他求学时的事情……他中风后，腿脚不便，我们看着走路，会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敬佩和怜悯。敬佩，他这个样子还坚持教学，带博士、硕士。怜悯，是觉得他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人老了，身体毛病就多了，真是不容易。我下课时经常帮他去楼上办公室倒水，每次把办公室钥匙和沧桑的陶罐色水杯子给他时，他都很认真地说“谢谢你！”每次我都是真不知说什么好。研三的时候，我稀里糊涂地准备着考博和考老师这两种考试。孙老师帮我写了考博专家推荐书，虽然他中风了，手有些颤抖，他还是很认真、很用心写字，帮我签字。言谈中，他又显出一些担心来——你还读博，年龄也不小了，个人问题怎么办？我说，试一试吧。后来赶考一样，天未亮，起来看考博英语。虽然过了英语六级，还是敌不过考博英语，终究是败北了。考老师倒是又考上了，坊间各种传言考老师的艰难，大概因为我们那会试一试的态度，所以没有很体会那层艰难。后来我走上了讲台了。
再后来，我有时在师弟师妹的答辩照片看到孙老师，他还是那和蔼而夹杂几分严肃的表情，还是用那个沧桑的杯子，只是不知道他中风的后遗症好些没。只是心里时时回忆、想念孙老师。有时我在这边看着湘江对面苍茫的岳麓山，料想教学楼前面的桃子湖杨柳依依，看着白墙碧瓦的教科院掩映在湖光山色中，料想此刻的孙老师又会在扇形桌前面给学生们提问吧？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伴着来自学生心灵认识自我的理性的力量和精神。那么，教育才有可能是伴随着精神成长。其实，这些精神和力量，孙老师于无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孙老师的对学术的执着，对学生的真诚，对有些世俗的抵制，他为人处世的低调、锋芒不露而谦逊的个性，这些，都让后辈的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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