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死了,傍晚从田里刚到家,准备给瘫在床上两年的老伴烧碗汤,一低头就栽到地上不省人事了。他走了,家里撇下偏瘫的老伴和不懂事的小女儿。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唯一的儿子远在省城念书。
王福仓促走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没多久老伴也跟着去了。他没有上过学的小女儿,无奈搬到大女儿家里帮助照看小孩了。至于儿子他不担心,儿子大学毕了业就是国家的人了,可以吃公家饭。他的家从此空了,大门紧锁,院子里除了一棵夹竹桃仍然寂寞地自开自落,除此之外,便是满院的野草,一天赛似一天地疯长。
王福其实挺可怜的,听村里老人说,他自小没了爹娘,是个苦命人。小时候讨饭,十二岁便去给地主家当长工,解放后,才摊上个老婆,并为他生下了一儿两女,生活也一直紧巴巴地过。可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总算丰衣足食了,可他丝毫没有改变勤俭节约的作风,冬日里,他一身的家织黑粗布棉袄棉裤,就算过年也很少见他穿新衣服;到了夏天更简单,从上到下一色的白粗布衣褂,一根白羊肚子手巾头上扎,任凭生活怎么变,他仍然不改老百姓的本色,一直保持到他死去的那一刻。
记忆中的王福还有点幽默。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他家门前的石头上玩。他逗我们:“你们几个谁吃的最多?”
“他!”我们一起指向外号叫胖墩的男孩,“他一顿能吃两大碗呢!”
“不多不多,没有我当年吃的多!”王福笑着对我们说。
“那你能吃多少啊?”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每次去集上,我都能吃三斤!”
“啊——”我们顿时睁大了眼睛。听大人说,一个大馒头四两,三斤不得七八个呀!
他看着我们惊讶的表情,笑着娓娓道来,“那时候每次我去赶集,走到对面山梁就紧一下腰带,到集上再紧一次,回到那山梁时,又紧一次,加起来,可不就是三紧(斤)吗?”听他说完,我们哈哈大笑,他也随着我们笑,微微眯起的眼睛里,似乎带着点凄然。
除此之外,王福还有些古里古气。本来他在村里没什么本家,却又常和邻居保持着距离,这使他们家更显得孤立。别的不说,就如借东西,农村居家过日子哪能样样都齐备,他家偏不,从来不向别家借东西,别人借他的`东西他也推托不借。时间长了,左邻右舍也不去打扰他家,而他们好像很享受这种无人打扰的日子,包括他的孩子们也从不和其他孩子玩,就这样他们家和村里人一直保持着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所以,王福活着的时候,村里也没有人在意他,而他突然死去了,村里人似乎才发觉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村子里。
可王福毕竟是农民,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他一年四季春种夏播,秋收冬藏,天天像老黄牛一样埋头在田里忙碌着。在我记忆的碎片里,总清晰地定格着这样一个影像:塬上梯田里,远远看见一人一牛一犁,那是王福在耕地。清瘦的王福总是一手扶犁,一手拿毛巾擦着汗,前边老牛不紧不慢、艰难地默默前行。那头老黄牛已经陪伴他走过了好几个春秋,他们像多年的老伙计配合得那样默契,一晌不曾听到他吆喝牛的声音,可活儿却做得有条有理。
王福唯一的梦想就是他的儿子能出息,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的儿子倒也争气,先是考上县重点高中,接着又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当初收到儿子的通知书,一向很少笑的他逢人便笑,甚至他那驼了几年的背仿佛一下子直了起来。他省吃俭用却从不亏待儿子,那些年为了儿子生活的好,他宁肯为省几块钱用手推车走几十里山路给儿子送粮,也绝不坐公交车。他儿子每次回来,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得跟城里人一样。可王福最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享上一天的福,他没能看到儿子娶上媳妇,也没盼到他的孙子,村里人都说他真是没福气。不知王福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惋惜呢?不过,事实上他当时恐怕连想的工夫都没有,就那样一头栽地,再也没有爬起。
记得有时秋天的早晨,偶尔有幸还能听到王福唱戏。早些时候,女子不许唱戏,王福扮青衣,听村里人说他扮相好唱腔也不错。当秋风乍起,黄叶飘落一地,王福总是一边扫落叶,一边有板有眼地清唱:“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咿咿呀呀,声声如泣,那唱腔常被秋风托起,送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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