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据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这事似乎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便好了。简言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叶圣陶先生主张，“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笔下就怎样写”，“语文一致”。两位大师从根本上点出说话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体说来，人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诉别人。那人又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说：“我有一种写的冲动。”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著，难道他们也都是领导甚至和某部门签约后才让写的吗？人要作文，也是因为得到什么见闻，产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诉别人一一这就是“一种写的冲动”。弗洛伊德把它归纳为潜意识，并且锁定它是创作的动力。清代诗人黄遵宪云：“我手写我口”，也道出了说话和作文的密切关系。
说和写是一回事，都是表达说话人和写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我们会觉得说话容易而作文难呢？这是因为，说和写是“一回事”的同时，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两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它有声无形，很随意，说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书面语言，它有形无声，写出来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甚至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并且它们还传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所以，写作者更不能随意乱写，、要讲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正如我们自家人吃饭和请客吃饭不一样，前者可以随便弄一两个菜，可以不摆桌，随意端着饭碗边散步边吃饭，唯求吃饱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讲究饭菜的优劣，一定体面地围桌而坐，更不能随意走着吃。这都是作为社会人要承担一定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写的文章和在讲坛里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不愿误人子弟。”
说话表达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达的艺术效果。立意高远、耐人寻味、章法巧妙、词藻优美、形象生动、言简意骇等等术语都是用来规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也是针对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说话难就在这里，此外，尚有一种说法，是说说比写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练习的时间大不一样。我们没上学之前，就懂得说话，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但究竟还不能作文。上了学，就算每学期练写作十篇，总共也就几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张嘴说话比，动笔练习的机会的确太少了。这说明，写比说难不是写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们提倡精读大量名著，养成作读书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日常勤练笔，好文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学生，经过多年的练笔，许多人不也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这也不正说明作文是不难学会的吗？
说与写相比，有时写还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即兴演讲，你没有准备，心里慌，只说了几个字便作罢，或讲得无头无尾，没条没理，一定达不到说话的效果。怎么办呢？难道你会挽留大家，说你可以再来一遍？君子一言，岂驷马能追？讲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很难原样收回的。倘若先前写好了一篇稿子，情况就不同了，写的好处就在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列提纲，一段又一段地充实内容，可以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去请教别人；有不足之处，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这东西，越往里学越尝到甜头，也越觉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难于攻关。比如打跳棋，你为自己辟道路，可对手又处处设卡设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顶，甚至拿了赢局，那是多令人高兴的事。试想，若没有对手干扰，或他索性说：“算你行，我不动了，你跳吧”，那还有何意思呢？这和我们跟别人吵架时说“算你厉害了，你有理了，我输了不就行了吗”有何异呢？作文也是这个道理，困难不小，又学无止境，关键要知难而进，尽管赢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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