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司机开车不规范，被一个路怒的男人暴打了一顿，引发了人们许多话题，开车文明就是其中一个。“文明”一词对我们并不新鲜，仔细想想却发现，其实我不懂什么是文明。
上初中时看上海女作家程乃珊的小说《蓝屋》，暗自决心要跟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做个“上等人”。那时我还是个乡下孩子，连县城都不敢去，怕被人嘲讽为“乡巴佬”，对什么是上等人并没有任何概念，后来我逐渐总结“上等人”至少有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素养。梁实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情节：宾客走后，地上瓜子壳满地。梁先生是民国的大家，他家当是往来无白丁，谈笑者都是鸿儒，即便是这些鸿儒也没有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可见那时文明之风还没有吹进中国的文人雅士家。若干年后我和大学教授一起嗑瓜子，令我诧异的是教授把瓜子壳丢在地上依然是那么的自如。看来高学历、高收入、高素养并不一定有文明。
大概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想努力做个“文明人”，希望举手投足都符合文明的规范。当不文明行为被公众议论时暗自汗颜，这些不文明行为我也是习以为常，原来自己行为举止还是那么粗陋，不禁感到手足无措，文明人该怎么做？意大利先哲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将人的头脑分为三类，一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第二类是能够辨别别人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我辈笨拙自己无法理解什么是文明。我想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教育中有关于文明的说明，应当都能辨别、理解。我读了二十来年的书，并没有哪门课程说明过，也没有哪个老师讲解过，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没有“文明”的成分。梁任公在《新民说》中提出公德和私德之分，公德更能体现个人及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古代的教育强调“忠”和“孝”注重个人修身而漠视公德，以“郭巨埋儿”这样残忍的事件，“卧冰求鲤”这样虚假的故事愚弄世人。黄宗羲在《原君》中慨叹：“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在我老家的农村小孩子学语言几乎是从骂人开始，邻里乡亲常常以唆使幼儿打骂父母为娱乐。孩子们长大后以粗话、脏话当日常用语，在他们的基因里找不到一丝文明的气息。
没有文明教育，如王安石这样的大儒和高官常常也是衣衫不整，当着众人的面自顾自抓身上的虱子；没有文明教育，梁实秋先生身边的鸿儒也会乱丢瓜子壳；没有文明教育，受过良好现代高等教育的教授们垃圾丢得依然心安理得。无论王安石还是梁实秋，或者是现代的教授都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第一类人，没有天才的头脑能够自己理解什么是文明，因此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养成民众的公德意识还得在教育上下功夫。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部长）蔡元培公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面向学生和公众介绍公民道德。很遗憾蔡元培公对公民道德、文明的教育后继无人，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归入到政治课中，只有空洞的说教，所树立的典型经不起公众的质疑，也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
提升文明程度，谩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文明教育从孩子抓起，要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公民道德课程，去伪存真，培养学生正确的公民道德观和现代文明价值观。我们尽管不得什么是文明，也要以身作则，主动追寻文明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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