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四日中午，温岭潘郎流庆寺月平法师来电说师父往生了，就在半小时前的十一点四十分。我挂了电话，跑到老板办公室向老板请假，并请老板立即派车送我去流庆寺。
我所在的单位至流庆寺的车程是一百分钟左右，等我到达流庆寺，我师父所卧的房内和房外客厅已有好多人在念佛了，房内是流庆寺、江厦明因寺的一些法师，房外客厅是居士助念团。接着，四面八方闻讯而来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我和月平法师、流庆寺监院、师父的二子二女一起，一边布置灵堂，一边商议丧葬诸事以及日程安排。因为气象预告说风力约达十四级的“梅花”台风将于六日至七日可能在温岭登陆，我们就把火化、殡葬之事推迟于台风之后，经过择吉，定于十日。接着，我一连一个星期呆在流庆寺。当然，这一个星期也就头尾几日忙些，中间几日闲些，因为“梅花”台风没在温岭甚至不是在台州温州之间登陆，它只是给六日下午下了场乌天黑地的大雨，我们的防台工作只做一半就中止了。十日那天是最忙的，早上五点半开始，流庆寺外空地上的人和车辆就越来越多，半个小时之内聚起了一千五百人左右，然后排列成队，步行三华里左右在公路口上车至十公里外的殡仪馆，在殡仪馆由温岭佛协主持了简单的追悼会，火化之后，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原路返回，到原先上车的地方下车，重新排成队伍步行至流庆寺前的空地上暂时安置灵柩，中饭之后，将灵柩送上寺后半山奉入灵塔。
从我师父停止呼吸半小时后直至入塔，他的遗体、骨灰旁边一直都是念佛之声不曾断绝。经过助念团那些居士（来自温岭海滨一带，专门为信佛者去世之际义务念佛）集体念佛二十四小时，我师父的遗体居然四肢柔软如婴儿。火化之后，骨灰之中竟有一些绿色的舍利花。他的葬礼，是如法如仪的，在梵呗声中起龛、出殡，在幡、幢、伞盖的罗列中肃行，在弟子、信众的叩拜中入塔。我犹如旁观者，无悲无泪，我甚至有点为月平法师庆幸，庆幸月平服侍师父的功德已臻圆满。因为，我师父自从二零零七年第四次脑溢血复发，送医院抢救过来，成了植物人，至今已有五年，全是月平法师在服侍。
或许，对一个享寿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从一九九五年的第一次脑溢血至今，在第四次复发之后生命还能延续五年，已经算得上是个奇迹。而近三十年来，人人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已很普及，居然还有徒弟给躺在床上无动响的师父服侍五年，也应当如同奇迹！并且，我师父的另一个徒弟在二零零九年替师父的银行存折办理转账手续时拿走那存折里的八万元钱跑了。根据居士助念团的经验，在集体念佛二十四小时后，死者遗体一般都是脑门有点温度，能够四肢柔软的非常稀罕。能够在火化时烧出舍利花，也是比较难得的。面临这多重奇迹，对死者的悼念以及对生者的感念，令我莫名其妙地不知何重何轻！
当然，对生者的感念，主要是针对月平法师，便又要牵动我对师父的悼念！毕竟，我的师父是我由衷认定而皈依他的，月平是我出家为僧期间的师弟。如果我师父没有规规矩矩讲究原则的态度，没有兢兢业业为佛教做事的精神，那么，也就不大可能会有月平这样忠实的徒弟了。人际之间，不管是师徒、父子还是朋友，唯有认真务实的人格建树，才会经久隽永地感染别人。
记得，一九九四年夏秋之际，我在江厦明因寺客寓期间，第一次见到师父，就心生钦敬。那时，师父是天台山国清寺的副寺、明因寺的监院（这是挂名的，因为我师父常住国清寺，当时明因寺的实际监院是温岭佛协的`新任会长式德法师），他看上去很年青很精神，六十多岁了竟像是四十岁。经过几次接触，使我看到，他的说话，奉行的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的做事，实实在在，不打折扣。
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后出家、受戒的，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共和国时代的第一批僧人。在此之前，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三十年，是他的童年直至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他的儿女还未成年，他的妻子就已病逝。他料理了二儿二女的婚嫁之事然后到天台山国清寺出家。因此，他首先是个对儿女负责任的家长。出家之后，他与子女只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亲情，从来不把他出家后的积蓄用来接济子女。他出家之后总共三十年的积蓄，基本上被他捐在寺院，其中一处小庙在他俗家那个村子的附近，是他独自斥资十五万元重建的。因此，他是个正直负责的执事僧。他在国清寺管理大小厨房，每天要去天台县城菜场里购买好几大筐的菜，他以量多为由，很会压价，一斤蔬菜总要便宜个半分一分钱的，成了菜场里的名人，他常买的几个菜贩子总会当面说他是个傻冒：国清寺庙大业大，还差你给它节省的这么点菜钱。他淡淡一笑：能省就省呗。
我在明因寺一连住了八个月，熟练地学会了早晚课诵的敲打唱念，决定出家之时，就跑到国清寺认他为依止师，征得他的同意，我将出家的所在选定于天台山石梁古方广寺，再由他预定给我披剃的日期。这么个安排停当，我回家度过了一九九五年的春节，让父亲、朋友送我到天台山石梁。照理，我师父是国清寺的常住，我应该在国清寺出家才是。但我认为，国清寺是个经忏法事的道场、宗教应酬的所在，杂事多多，其实等于是在世俗中打滚。只有住到山上去，才可以清修。但我在石梁只住了三个半月，国清寺方丈大和尚要我去方丈楼里务事，师父也希望我下山，我跟师父说：如果下山住国清寺，以后我恐怕会还俗，而在山上，有可能我就这辈子一直住着了。师父笑了笑：以后怎样，就看缘份吧，你的出家是你有了出家的缘份，真正属于你的缘份，这是挡都挡不住的，以后如果你真的有了还俗的缘份，也会挡不住的，只有随缘，才是最好。于是，我随缘了。当然，我在当时的现实也只能是随缘，因为，一个新剃的小和尚哪能违拗得了一座大庙的大和尚呢！
我在国清寺方丈里务事期间，烟酒不忌。师父没有反对，只是劝我少抽些烟。我的抽烟，一般都在自个寮房里，喝酒则是夜深人静的写作之时喝上几口；这种抽烟喝酒的方式，大致无损形象，因此，师父并无异议。总的来说，我在十几个师兄弟之中是比较受到师父尊重的。其实，佛教的清规戒律，它的形式表现与标榜作用是很突出的。寺院吸引施主、香客的传统做法就是对门风的标榜。而门风的优胜，在于形式上的严整，只要顾全形式表现上的规范，这就是出家人的威仪。我对自身仪态还是比较注意的，也会收拾房间使之保持整齐。师父最是不喜欢衣着邋遢、房间弄得很凌乱的出家人。如果某人连自身的衣着打扮都弄不整齐，还能把身边的事情做出色吗？还能修得成清净庄严的佛道吗？这就是我师父认定的理。
二零零零年，我真的还俗了。事先告知师父，师父只是黯然无语地叹息一声。人生在世，流转世间，各人生死各人了！一切都是不可勉强的。还俗之后，我和师父再见面时，倒也没有僧俗之异，依然如旧地我称他师父他呼我月观，一起说个什么事的也是以前那种互相商量的态度。他甚至劝我，既然还俗了，也该找个女人结婚吧。我只好以缘份没来的说词进行回答。不过，毕竟是脑溢血的病，尽管已愈，师父的思维能力已经打了些折扣，并且，建功立德的欲望和好大喜功的态度也开始表现出来。师父住持流庆寺期间，坚持拆旧建新，他的设想是将原有的老屋全部拆除，从而给寺院呈现高、大、新的面貌。我不认为老屋该拆，矮、小、旧的古朴是很值得保存的，希望师父另行择地去造新殿堂，使流庆寺新旧分区。我的建议未被师父采纳，这是我与师父之间不曾显露但无形中产生了隔阂的最大分歧，也是二零零五至零七年我去住湖北武昌长春观的主要原因。而零七年底的辞别武汉，主要原因就是师父的脑溢血第四次复发，当时的危急程度大大超过了第一次发作，我回温岭看望师父，与现在的前妻（当时的女友）小聚，然后决定归乡成婚。师父成为植物人期间，我每隔一二个月去看望一次，便都是一种无言的参禅式的见面，我不知他在看到我时还能不能认得我！他毫无表情，眼睛犹如看不见水的古井，我根本无法在他的脸上、眼中进行一些可供猜测的寻找。
或许，他的面无表情、目如古井，才是一种近乎涅槃的真实存在。他已进入绝对安闲的地步了！一直以来，他是个闲不住的老人，总要去做些他认为该做的事。一九九五年冬，他的第一次脑溢血，住院治疗了个把月，病愈之后，国清寺方丈和尚希望他安心休养，就不再让他担任职事。他只等到能够行动如常，就跑到江厦明因寺，挑起了负责主持重建大雄宝殿的担子。一九九六年秋，明因寺大殿竣工，他回到国清寺，方丈和尚见他壮心如旧，便让他到山上负责主持万年寺的重新修建工程。在万年寺，他挺过了脑溢血第一次复发，等万年寺修建完工之后，应温岭宗教局、佛教协会的迎请，住持流庆寺。在流庆寺，他挺过了第二次、第三次脑溢血复发，到第四次复发之前，给流庆寺重建了大雄宝殿、西方殿、地藏殿、天王殿。
他在无病时，平平淡淡地做着日复一日行走在厨房、菜场之间的典赋。倒是生病以后，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七年的十二年之间，居然接连修建了三所寺院，主持了十几座高、大、新的殿堂的建造！如果，不是成为植物人，他绝不可能会有连续五年躺在床上的安闲！或许，这五年安闲，给他一生的劳逸作了些平衡！使他犹如被老天安排着享受了最终的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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