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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
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
(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苏子的诗篇不可多得，而那份恬静、豁然更令人神往，现在浮躁的世界需要这样的芬芳。
(六)超然之道，亦或是：累了，倦了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吴复古，杭州老友维琳方丈，诗僧参寥，佛印等。相传苏轼与佛印有个有趣的故事。苏轼欲开佛印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个例子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看来，僧人亦不可小觑。
苏轼晚年练瑜珈，炼丹，修身养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想求得“道士丹”，虽然人间有“羽化”、“蝉蜕”之说，苏轼还是坚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没有着迷，可能只是想论证“道士丹”存在有无。后来渐渐坦然，认为合乎常理的简单生活便能长寿：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1101年，返往常州，久卧病床。7月28日，这颗星星陨落了，享年64岁。耳畔想起苏子诗“我生如飞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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