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不是因为“往事不堪回首”，而是我怕心疼，畏心酸。特别是对母亲拼搏史，我有种难以言语的伤感，但更多的是心生敬佩。
在2008年以前，我家还住在爷爷年轻的时候盖的泥瓦房。厨房位于房子的后面，靠山。晚上，山上总有些千奇百怪的声音传来，所以，晚上厨房便成了我们的“禁地”。蟑螂却欢了，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厨房的各个角落。蜘蛛也趁机在被油烟熏得黑乎乎的木架上“布下下天罗地网”。猫喜欢爬上屋顶谈恋爱，时而嚎啕大叫，时而跑来跳去，使得青黑色的瓦片“咯吱咯吱”地响，同时，让一些瓦片向下位移，留了一个大窟窿。下雨天，雨顺着窟窿灌进屋里，家人便会找出所有能蓄雨水的容器，放到漏雨的地方，以防雨水弄湿其他地方。而厨房漏雨最为严重。这时大部分的原因是缘于猫们在屋顶欢畅“游戏”的结果。
与楼梯交接的两堵墙上，一道宽两三厘米的缝隙横在上面，缝隙四周长满青苔，远远看去，宛若有一条青蛇盘踞在墙上，一动也不动。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间快倾颓坍塌的房子。我们家，的确急需盖一幢新房。但盖房子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呢？
钱，当然是父亲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父亲和母亲一直一起工作，一起卖着早餐。在我看来，男性和女性在同等的劳动强度和同样的劳动环境下，女性更为辛苦劳累。所以，从小到大，我认为母亲工作最辛苦，而她也是最能吃苦的人。
那时候，在广东中山的一个小镇的菜市场上，租来了一个早餐摊位。大约三十来平方米，能容下四五张小桌子。煤炉和炉头时常要占用一点过道的位置，但还是显得狭窄、拥挤。煤炉用来加热包子、馒头、粽子、鸡蛋等，炉头是炒粉时用的。除了七八十斤河粉是河粉厂直接送货到摊位之外，别的一切能吃的早餐都需要从出租屋拉到这里来。其实，这和“走鬼”生意无异，“走鬼”是广东话，是指无牌流动小贩。不过，我们相对安全，不会被城管追赶。
卖完早餐回来，做一顿午餐吃，大约下午2点多，睡一个午觉，睡到下午5点左右，家人便起床张罗第二天卖的早点。母亲是起得最早、最准时的'那一个。
泡包粽子时需要的糯米，擦干净做包子用的桌子、碾粉机、蒸笼，生火烧煤。井井有条地做每一件事。等到黑煤烧燃了，可以煮茶叶蛋，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面拿出了二三十鸡蛋，接着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到锅里去，最后撒一把茶叶和盐，加上适当的水，便可以拿到煤炉上煮。
包粽子需要的馅儿，自然也是母亲做好的，煲绿豆，切五花肉，上料。那时姐姐负责包粽子。
做包子馒头是最费时的。用温水和了面，加上酵母，用碾粉机碾上四五次，把粉碾光滑了，做出的包子馒头才饱满好看。我们家习惯做菜包、肉包、豆沙包这三种包子。每做够了七八笼后，让它们发酵20分钟左右（冬天时间更长一些），等它们发到像一只饭碗一样大的时候，就拿去蒸。等全部包子蒸熟了，已是凌晨一点多。这时母亲才能躺在床上安然地休息。母亲就是家里最迟睡的人。
凌晨三点半，母亲便又准时爬起了床。加煤，即把燃尽的煤换成了黑煤。这时，母亲常常被煤燃烧时发出来的气体熏到咳嗽，她抑制着喉咙，只是轻轻地咳几声，生怕吵醒熟睡的人，又继续工作。时下，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和粉、烧汤水、炸馒头、打豆酱……这些琐屑而繁杂的事情，母亲有条不紊地一件一件地完成。
等这些事情忙完后，已是凌晨五点多，这下便可以装车把“家伙”运到市场上的摊位那。车是用脚踏三轮车，由于常年的风吹雨晒，车身早已锈迹斑斑，车尾箱积聚着洗不掉乌黑的油迹。车是破的、旧的，但刹车的阀是好的，所以母亲才能对载重的三轮车应付自如。
一个锅头、一锅三十多斤的滚烫汤水、一桶三四十斤的茶水、两个燃着的煤炉、七八笼包子馒头，再加上两笼油炸馒头、麻圆等，这一车子重达两百多斤的东西，要运到市场的摊位上去。从出租屋到市场大约有两千公里，先下一个长坡是绕出居民区，便到了马路，沿着马路直走十分钟，向右拐便是菜市场。这一路上，母亲向前微微倾斜身子，双腿往下压，左手使车头，右手搭在车架上出力。她吃力地推着车往前走，要照顾车上平稳性不好的东西，又出于安全的考虑，母亲推车的速度不能过快。但也不能过慢，过慢，推车更花力气。
六年级和初一的暑假，我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每天早上和母亲一起去菜市场。母亲走在前面推车，我走在后面扶车。锅里溢出来的汤水溅到燃烧得红彤彤的煤上，时不时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七八个蒸笼像一栋倾颓的危房，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看到母吃力拉车的样子，不禁心酸到偷偷掉泪。她像一匹驮着两百多斤货物的老马，从来不知道疲倦。
她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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