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读后感
这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剑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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